2017高考作文必備素材:最新熱點時評10篇!文綜

2019-04-04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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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讀書日前夕,一項閱讀調查顯示,在半數成年國民更傾向于傳統紙質圖書閱讀時,近一成國民更傾向于“網絡在線的國民傾向于“手機閱讀”。“屏”閱讀,已與傳統的“平”閱讀平分秋色。

  幾年前,就有人驚呼,我們已經進入讀屏時代,青少年成為被電子屏奪走的一代;更有人簡單將讀屏與碎片化的淺閱讀畫上等號,呼吁多讀書、少讀屏。事實上,無需將讀屏和讀書割裂,乃至對立起來,不同的人群選擇不同的閱讀方式,無可非議。“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有人在紙質書中嗅到了書香,感受到了閱讀審美;也有人將視野濃縮于方寸之間,在手指翻飛的滑屏中獲取信息,同樣找到了閱讀的樂趣。在互聯網時代,卻非要固守黃卷青燈不可,未免顯得有些迂腐。

  對于那些互聯網原住民來說,他們選擇讀屏,擁抱更簡捷的閱讀方式,實則屬于閱讀本能。而一些人愛讀紙質書報刊,也多與閱讀習慣有關。雙方不妨少一些“潔癖”,多一些接納。兩種閱讀方式并存,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多元化的閱讀時代。無論讀屏還是讀書,要義在讀。與其糾結于讀屏與讀書之間的軒輊,不如反身自問:今天我閱讀了嗎?有人說,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就是閱讀史。讀書也好,讀屏也罷,惟有熱愛閱讀,精神才能挺立,深切理解“再卑微的骨頭里也有江河”;把閱讀當成生活方式,才能腹有詩書氣自華。每個人的心懷都是一道河水,多閱讀多吸收,方能心靈豐沛,奔流向前。

  對于熱愛閱讀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堪稱最豐盛的時代。然而,與過去單一的選擇相比,如今“過剩”的選擇機會,也讓人困惑與惶恐。在五花八門的新書中,什么書才是好書?在紛繁蕪雜的信息海洋中,哪些消息才是有效的?有作家說,在信息海嘯中,讀書要會做減法,要學會找“小島”、找“海床”、找“支點”、找“自己”。誠哉斯言!當前,“讀書好”已是社會共識,但得承認,“好讀書”和“讀好書”仍是需要努力的目標。更堪憂的是,為數不多的閱讀時間,往往被營養價值不大的無效信息所裹挾,被缺乏深度的平庸書籍所填塞。于是,我們變得無所不知,卻無一精通;我們看似很忙,實則很盲;我們沒有遇見更好的自己,而是失去了自我。這愈發證明:讀屏時代,更需價值堅守。

  閱讀,是一個人的體驗;而全民閱讀,則與政策導向有關。當下,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在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提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全民閱讀促進工作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將政府開展全民閱讀促進工作所需資金納入本級預算。相信未來,政府在全民閱讀中將扮演更重要角色,比如在政策制定、機構設置、資金投入等方面有大手筆。

  蒲松齡嘗言:“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辰光換成巨大享受的時刻。把閱讀作為一種追求、一種愛好、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人一定擁有開闊的精神版圖;建設書香社會,不斷提升全民閱讀的品質,這樣的國家一定擁有勃勃生機和巨大潛力。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李白的一首《贈汪倫》,讓世人知道了桃花潭。這個位居青弋江兩岸的小鎮,既古樸靜謐,又有詩情畫意,吸引著許多慕名而來的游客。不過,要在桃花潭找到汪倫墓,卻得費點勁兒了。

  安徽涇縣桃花潭景區入口處在青弋江西岸,80元門票就能欣賞到十來個景點。然而,如果要乘船到東岸去探訪汪倫的墓地,則要重新購買一張80元的門票。桃花潭與汪倫墓這兩個彼此交融的文化意象,被多重收費人為割裂開來,讓很多人敗了游興。

  原本都屬于桃花潭的景點,因處于江兩岸而一分為二,這或許有旅游布局上的考慮。但在“一票制”逐漸成為常態的當下,重復售票難免被人猜測,是不是為了增加旅游收入。實際上,桃花潭與汪倫墓的人為割裂與重復售票,折射出當前旅游開發中的一個普遍問題:如何平衡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商業利益與普惠利益,讓自然風光、歷史名勝和人文景觀為更多人享有?

  從各地旅游開發的經驗來看,如果只是從“門票”上想辦法,那就不僅會因為急功近利而行之不遠,更會帶來其他問題。比如說,門票高昂或重復售票,在抬高觀景成本的同時,也導致逃票、黃牛票現象層出不窮。筆者在采訪中經常聽到游客抱怨,“門票價格高、旅游體驗差、配套服務跟不上、服務意識差”,這樣的消費體驗怎么可能留住游客?不可否認,門票收入仍是多數景點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扭曲的門票收費從長遠看也會失去游客青睞。這就需要跳出“門票思維”,從景區收費的“小賬”看到長遠發展的“大賬”,延伸旅游經濟產業鏈、增加旅游經濟附加值。

  在這方面,也不乏跳出“門票經濟”窠臼而經濟效益不降反升的案例。例如,2002年10月,杭州西湖實現“還湖于民”,成為全國第一個免費開放的5A級風景區。如今,10多年過去,杭州不僅沒有因為取消西湖景區門票而虧損,反而因為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而實現“井噴”。據統計,2016年杭州的旅游總收入達2572億元,相較于西湖景區免費前的549億元,增長了好幾倍。杭州西湖的案例說明,旅游開發不與民爭利,不急功近利,反而能夠獲得長遠發展和更大空間。

  當前,“共享經濟”成為社會熱詞。事實上,名山大川、歷史風物,并不是某一個地方的“私產”,它們留存于人們的集體記憶中,因此同樣具有共享性質。對待旅游資源,如果囿于地方、部門利益,一味追求經濟效益而置社會公益于不顧,既在經營上難以為繼,也不符合共享的價值。合理地開發與保護,寓經濟效益于社會效益之中,寓商業利益于普惠利益之中,才是旅游開發可持續、健康發展之道。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汪倫給李白書信里的兩句話,直接讓遭遇貶謫的詩人來到了這里。詩人李白離開桃花潭后,對人生有了嶄新的認識,不再失意于宦海沉浮。人們尋訪桃花潭,是為這里的美景更為汪倫的豪情。據當地干部說,鎮里正在積極協調推動“一票制”,但愿桃花潭不久后能跳出利益的藩籬,重現“岸上踏歌聲”的豪邁與深情。

  近日一起“敲詐勒索”案的改判,牽動人心。7年前,郭某因女兒攝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維權,最終卻以敲詐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認罪,服刑期間也未獲減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改判郭某無罪。

  許多人認可這一改判,不只是對一個父親維護“結石寶寶”權益的樸素同情,更是因為通過司法裁判,將會給消費者主張權利傳遞信心,有助于營造更優化的法治環境。因維護消費權益而被判敲詐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幾乎所有同類案件都有一個大體近似的核心情節:當事人以“威脅向媒體曝光”的方式,向生產廠家索要高額乃至天價賠償,結果反而面臨敲詐勒索的指控。不僅受害者本人很難意識到依法維權的邊界在哪里,旁觀者也搞不清。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公民維護消費權益的積極性。

  消費者的疑竇不無道理。在司法實踐中,消費維權與敲詐勒索之間的“明暗交界線”一直存在,以致同案異判的情況并不鮮見。盡管生產商、銷售者、服務者過錯在先,但由于現實中維權渠道不通暢,原本受害的消費者也可能采取一些不適當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價”的行為似乎也印證了敲詐勒索的動機存在。正因如此,有時候法院傾向于適用敲詐勒索罪來遏止這種過度維權行為。

  盡管消費者過度維權導致敲詐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立的,但我們也應設身處地考慮消費者所處的困難境地:現實中,消費者能獲得的司法救濟有限,目前最給力的外援還是監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會”成為消費者的“盛宴”;而當一些消費者走投無路以“向媒體爆料”相要挾來索賠,有可能被認定為敲詐勒索時,這將大大壓縮消費維權的議價空間,同時降低對不法廠商的震懾力度。

  這樣說當然不是鼓勵消費者走上極端化維權之路,只是說,立足于消費者總體弱勢的大背景,讓維權者的底氣足一點,總體上講不是壞事。不能簡單粗疏地認定天價索賠就是敲詐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聽得到維權索賠后面真實的心聲。反過來說,消費者和商家的強勢與弱勢,也非絕對。如果消費者通過要挾索要天價賠償的風氣被助長起來,廠商也會處于弱勢一方,不勝其擾甚至產生難以承受的巨大損失,這不僅會導致經濟生活失序,也無益于消費環境的整體改善。歸根結底,無論誰道理在握,都不能濫用權利。

  “法律的生命從來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消費者維權過度,大多是生命權或健康權受到了威脅,這往往很難確定一個合理的賠償價格。更何況,對于超過當前社會一般公眾普遍認知太多、體育評論顯然不合理的賠償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持。因此,對這樣的民事維權行為,應該保持刑法的謙抑原則,不應輕易跨過刑、民的邊界。正如廣東省高院再審意見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認定郭某的行為性質超出民事糾紛的范疇。這意味著,盡管消費者過度維權確實存有滑向敲詐勒索的可能,但可以當作民事糾紛處理的案件,沒必要也不應該升格為攪動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堅持違法必究與防止矯枉過正并舉,才能讓司法判決擲地有聲、定分止爭,才能在法理、情理、倫理的統一中守護公序良俗、實現社會善治。

  騎自行車上班,在陳舊簡陋的家中吃炸醬面,每個月給鄉下老母親匯300元生活費;然而在另一處隱秘的豪宅,壁柜里、床上、冰箱里,卻塞滿了一沓一沓的現金,總數超過2.3億元……最近熱播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一開篇,就為我們勾勒了這樣一個官員的“兩面人生”。反腐決心之強、貪腐為害之烈,通過視聽語言呈現,讓人尤覺震撼。

  “厲害了,我的‘人民’!”《人民的名義》甫一播出,便收獲觀眾熱情的點贊。除了跌宕的劇情、精彩的表演,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它反映著當前中國反斗爭的實踐,回應著反的民心所愿。文藝當與時代同行,黨的以來,反成為中國舞臺的重要內容,也成為牽動人心的時代命題。

  電視劇中觸目驚心的貪腐畫面,是驚心動魄的反斗爭的藝術再現。在調查武長順案件期間,舉報人到中央紀委接受約談,為避免被打擊報復,一路竟換了三次車牌;白恩培放任妻子搞權錢交易,事發后,僅僅清理從白家查獲的紅木、翡翠、玉石等藏品,辦案人員就花了十幾天時間……少數人的行為,甚至讓編劇周梅森感嘆,“遠遠超出了一個作家的想象”。立足于反腐實踐的影視劇,可以讓觀眾對反腐有更多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營腐的社會氛圍。

  “我不干好事也就罷了,我還干這么多的壞事,就自己感覺到自己簡直是不可饒恕”“錢財有什么用,錢財沒有使我心安理得,反而讓我罪孽深重”,這是落馬官員朱明國、魏鵬遠的懺悔。但到要承擔后果時才幡然醒悟,一切已為時晚矣。女縣委袁菱落馬后,常常回憶昔日在大學工作時的生活。她始終記得,夏天的時候,一家三口省吃儉用買了個空調裝在9平方米的書房,全家擠在空調前吃飯,其樂融融。可如今,這樣的日子再也不會有了。“一人不廉,全家不圓”,濫用權力帶不來幸福,不義之財給不了心安,很多人看不透這樸素的道理,最終只落得“樹倒猢猻散”。

  隨著黨風廉政建設和反斗爭持續推進,人們對反腐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老虎”“蒼蠅”一起打,讓反只是一陣風、走過場等觀點不攻自破;對侵蝕百姓利益之舉堅決打擊,讓老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及其家人意識到,清廉是最好的“護身符”,經常扯袖子、咬耳朵、敲警鐘才能“治未病”。朱明國承認,“這一步邁出去之后,你沒有外力的強制和組織上的干預,靠個人不容易停下來”。從這樣的意義上講,反腐是緊箍,更是保護。雷霆的行動、強力的震懾,助推了生態好轉,正如周梅森所說,“改善土壤,改變生態,理順關系,讓能干的人得以發揮,讓正氣得以張揚”。

  反永遠在路上。當前,反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但要真正實現“不能腐”和“不想腐”,還要依靠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繼續推進。“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對于我們這個把“人民”二字銘刻于心的政黨來說,反永遠沒有劇終。以人民的名義,是反腐的動力,更是反腐的意義。

  連日來,雄縣等地成為社會關注的“暴風眼”。而相應的“搶房”風潮,也可謂來勢洶洶。即便相關地方叫停了房地產交易,即便有關方面告誡炒房“可能炒出個炸彈”,關于炒房的各類說法依然不脛而走。但正像許多專業人士所指出的,靠炒房搭乘雄安新區這趟“春天專列”,恐怕是會錯了意。

  雄安新區建設是一個重大歷史機遇,但肯定不會成為又一個資本拉動的造城運動。今年以來,中央三令五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雄安新區初步規劃也明確,尊重城市建設規律,合理把握開發節奏,避免城市規模過度擴張。那些“土地價值數十倍上漲”“房地產翻幾番”的“風口想象”,不僅會擾亂國家戰略規劃、誤導社會,自身也難免會為集體非理性所灼傷。

  如何攻克“大城市病”難題,走出人口資源環境承載超限的城市發展之困?如何啃下區域協調發展的硬骨頭,解碼區域發展差距懸殊的困惑?如何吸納創新要素資源培育新動能,堵上“脫實向虛”的漏斗?雄安新區的規劃,正在于為破解這些問題摸索出可行之策,走出一條疏解城市功能、帶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新路。

  從戰略布局高度看,規劃建設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形成北京破解“大城市病”問題的“兩翼”;北京冬奧會帶動張北地區建設,雄安新區帶動冀中南發展,也將形成河北發展的“兩翼”。設立雄安新區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由此不難理解。

  明確指示,要重點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在河北適合地段規劃建設一座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的現代新型城區。雄安新區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是重點承接北京疏解出的與全國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無關的城市功能,包括行政事業單位、總部企業、金融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雄安新區既不是一些人一廂情愿認定的“聲東擊西的遷都”,也不是在通州北京副中心之外再建一個“首都副中心”。

  在“一張白紙”上規劃建設一座新城,離不開科學理念的引領、先進規劃的導航。關于雄安新區有兩個關鍵詞不可忽視:一是新發展理念,一是融合發展。新發展理念意味著,建設雄安新區將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鋪底,以高端高新產業拉動,“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融合發展意味著,建設雄安新區不等于再造一個“超級城市”,不會重走高投資、大項目拉動的城市開發模式,而是加強同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等城市的融合發展,同北京中心城區、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實現錯位發展。

  雄安新區之所以被認為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原因就在于它是一項旨在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工程。在一些投機者看來,這或許是牟利的時機。但長遠看來,頂層設計先行,政策措施跟上,就不會偏離目標,任由各路資金投機炒作、哄抬房價地價,干擾新區的建設與發展。理解雄安新區,我們應有大歷史觀的眼光,跳出一時利益得失,保持歷史耐心,讓雄安新區的建設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早晨醒來,將睡眠數據同步到家庭健康日志,隨手打開自動調整亮度的壁燈,一邊吃著在線支付的早餐、一邊等待預約的上門服務……這是時下不少人真實的生驗,也映照著方興未艾的消費。不知不覺中,由0和1組成的信息產品和服務,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到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再到人工智能、可穿戴設備等新興領域,借由技術進步和網絡普及,信息消費正不斷拓展著自身的內涵與外延。這種變化,也對消費結構產生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實際上,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信息消費正成為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拉動消費需求的沃土。據測算,2016年中國信息消費規模達3.9萬億元,對GDP增長直接貢獻0.26個百分點,并有望在2020年達到6萬億元的規模。正因如此,有外媒評論,“一個被掩蓋的是,中國事實上擁有全球最佳的消費故事。”

  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在今年的全國上,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數字經濟、取消手機國內長途和漫游費等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信息消費的異軍突起,是技術發展的規律使然,體現了時代的進步。今天,人們的消費理念不斷更新,不僅為到手的產品付費,也愿意為看不見的知識、服務掏錢,并朝著個性化、發展性、享受型消費遷移,互動、分享、自主的無邊界交易特征日趨明顯。信息消費逐漸打破以往制約消費的時間約束和空間限制,為激發更多消費需求創造了現實條件。有研究報告顯示,去年中國移動支付規模大約是美國同期的50倍,中國電子商務市場交易規模超20萬億元。信息消費的發展潛力由此可見一斑。

  信息消費的前景惹人遐想,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卻是必須邁過去的溝坎。去年,新浪微盤、360云盤等網絡云存儲商宣布停止服務,一時引起熱議。網盤關停現象,固然有知識產權方面的因素,卻也從一個側面引人思考:在信息服務需求如此旺盛的情況下,相關供給能否保證穩定持久?信息的商業化存儲與傳遞該如何厘清責任邊界?另一方面,一些信息產品又供過于求。比如,一個智能產品往往就要對應綁定一個客戶端,當閃爍的圖標交織成一張密密麻麻的網,這與信息時代的便捷似乎有些背道而馳。

  從更深層次來看,我國信息消費的基礎設施建設還相對滯后,難以滿足成指數級增長的個性化需求;當前我國信息消費的水平和結構,還停留在“重娛樂性,輕生產性”的階段;網絡信息安全問題頻發,個人隱私保護薄弱;數據公開和利用程度不足,新型服務培育空間狹窄……歷史經驗表明,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更迭,必將導致消費結構的變遷,而消費需求反過來又作用于產業的升級,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實際上,信息通暢了,產品和服務才能充滿無限可能。消費需求的增長,能為供給側帶來新的藍海;消費理念的轉型,也有助于倒逼生產、監管領域迎來新變革。正是在這樣的動態平衡中,社會生產不斷發展,現實需求得以滿足,消費方式實現升級。

  跨越石與火、光與電,信息時代正重新定義著消費。徜徉于數字海洋,只有呵護好信息消費的道道“漣漪”,才有可能掀起性進步的巨浪。

  最近,有快遞公司推出“隱私面單”服務,上面幾乎不涉及客戶信息,快遞員用APP掃碼就能聯系收件人,方便安全。在網購成為家常便飯的今天,在數據發掘無孔不入的當下,這種保護個人隱私的努力,對每個社會成員都必不可少。

  快遞途中的信息泄露,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個人隱私存儲在網站服務器、企業數據庫中,容易泄露卻缺少保護罩。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一打開叫車軟件,目的地里赫然有家庭住址;使用搜索引擎,能自動補全腦中想打的字;甚至瀏覽網頁時,彈窗也總是推薦在別處看過的商品……在大數據的算法面前,人的生活軌跡變得沒有秘密可言。作為工具的電腦、手機,反過來像是盯著我們的眼睛,讓不少人有種說不出的不自在。

  生活全面數字化的今天,個人隱私的形態和觀念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如果說傳統意義上,保險柜、房屋構成的物理空間就能守護我們的秘密,那么現代意義上的隱私,卻可以轉化為數據,借助一根網線、一個路由器傳遍各個角落。問題在于,隱私是從個人生活過渡到社會生活的緩沖地帶、安全閥門,一旦失去保護,不僅會擾亂日常生活,甚至可能讓社會治理顧此失彼。經常接到的各類推銷電話,對方甚至連你的喜好和近況都了如指掌,讓人不堪其擾更不寒而栗。一些電信案,甚至釀成社會悲劇。

  然而,為了生活便利讓渡出一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是信息社會必然出現的發展形態。無論是分享經濟,還是云計算,方便你我生活的經濟形態和先進技術,恰恰建立在信息和數據的廣泛共享之上。換句話講,也只有將我們的生活細節數字化、虛擬化,更多優質的服務和體驗才能實現。比如,出行信息能夠為城市交通的合理規劃提供依據,對手機應用的評價能夠幫助開發者提升用戶體驗,甚至我們發布的周邊信息、分享的位置,還能成為門追查犯罪活動的線索。可以想象,當物聯網時代到來,我們將不得不讓渡出更多的周邊信息,以享受更高效便捷的生活。

  就發展趨勢看,越來越多的個人信息將成為玻璃房間中的擺件,需要我們以更合理的策略,來保護個人的隱私尊嚴和生活場景的舒適度。首要的就是,不能以“授權”使用的方式讓隱私保護變成一句空話。盡管心知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用戶注冊、每一次賬號關聯,都有可能讓自己的生活陷入他人窺探之下,但大多數人除了隨著人流一起登上信息化列車,沒有更好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講,保護個人隱私既不能靠簡單授權來約束,也不能停留在事后懲罰、追責的粗放思維中,而要在全社會范圍實現對個人信息的精細化管理。這一方面需要法律為個人信息的使用設定底線、細化規則。最新通過的民法總則首次寫入了個人信息保護條款,在實踐中還要通過“負面清單”等制度,一步步構建起個人信息保護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掌握海量用戶數據的政府機構、企業和社會團體,也應該用好新的技術手段,減少個人信息的不必要曝光,同時建立可追溯的信息保護責任鏈條,防止信息泄露卻無從查起。

  我們身處的大數據時代,就生活便捷而言是最好的時代,從隱私保護角度看可能是最壞的時代。無論如何,虛擬化、數字化、信息化已經在重塑日常生活的形態,我們只能不斷升級“殺毒軟件”,捍衛自己的生活。只要保持清醒,堅持揚長避短,相信我們能在信息玻璃屋上建立起屬于這個時代的生活安全感。

  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魯本斯路的路口,矗立著一尊雕像:頭頂圓帽、蓄著胡須的男子倒騎在毛驢上,憨態可掬。過往的人不禁會問,他是誰?有中國人說,這是家喻戶曉的阿凡提;有敘利亞人說,這是阿拉伯民間傳說人物朱哈;還有人說,這是土耳其的霍加·納斯列丁……在駝鈴悠揚的古絲綢之路上,不同國家的人民,用各自的語言講述著他的故事,和那些廣為流傳的笑話、格言一起,化為一條絢麗多姿的文化紐帶,促進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上世紀50年代,一位德國記者到新疆采訪,一位老人用維吾爾語給他講阿凡提的故事,隨行人員先譯成漢語,再譯成德語,結果仍然把德國記者逗得哈哈大笑。這就是文化的魅力。《一千零一夜》激起了中國孩子的閱讀興趣,揮舞金箍棒、駕著筋斗云的“超級英雄”孫悟空,也能在海外圈粉無數。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往往蘊含著一股超越國界的穿透力,牽引自身跨越時空局限,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周恩來總理曾巧妙地將《梁山伯與祝英臺》改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愛情悲劇的基調,一下子拉近了與西方觀眾的距離。2016年,世界多地共同紀念湯顯祖和莎士比亞逝世400周年,這兩位中西方戲劇巨匠,生前互不相識,但作品內涵卻有諸多相通之處。“我把東方筆墨化的能量,你用西方語言講述世事滄桑”,當文學可以跨越語言,音樂可以跨越地域,戲曲可以跨越時間,我們或許不難理解,為什么寶貴的文化遺產能夠歷久彌新。

  然而,文化的跨區域流動并非一帆風順,許多偏見與誤解,正是源于對不同文化的片面認知。不久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內,一些中國留學生的宿舍門牌上因為有中文拼音名字,而被有意撕毀。對于這一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撕名牌”行為,哥大的中國留學生錄制了一段視頻《說出我的名字》,給予優雅的回應——“我叫Hai Ge,含義是大海的歌聲;我叫Liu Xinran,代表著歡樂和欣喜;我叫Xu Guohao,意思是像花木蘭那樣的女英雄……”消除誤解、融化偏見,讓本國文化在異域開出美麗花朵,需要更多類似說出“我的名字有多美”的好聲音,相信換來的不僅有理解和尊重,還有友誼與共鳴。

  在歷史的演進中,文明的進步,常得益于文化的傳播。在印度,佛像的面部卻帶著鮮明的希臘特征;出自非洲的咖啡樹從中東遷徙到歐洲,“”至今風靡全球;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又經不斷創新改進,“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制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千百年來,文化的腳步總是比刀劍的征服走得更遠,文明的傳承也因此擁有更堅韌的力量。

  期待有更多人帶著平等、包容的欣賞目光,在不同地域的燦爛文化中徜徉。正如那穿越時空的阿凡提,不管他是誰,不管他在哪兒,都是我們共同童年記憶里,那個愛講笑話的可愛老頭。

  近日,一場空巢老人和大學生的簽約儀式,在湖北武漢龍王廟社區服務中心舉行。20多名老人和大學生志愿者結成互助對子,大學生們每周抽出固定時間幫助和陪伴老人,老人則騰出一間空余的房間給大學生免費居住。近日,一場空巢老人和大學生的簽約儀式,在湖北武漢龍王廟社區服務中心舉行。20多名老人和大學生志愿者結成互助對子,大學生們每周抽出固定時間幫助和陪伴老人,老人則騰出一間空余的房間給大學生免費居住。

  這個被稱為“空巢不空,租客守望”的“親情互換”養老模式,由一家社工服務組織發起。租客事先須經過老年護理常識的培訓:對行動不便的,放熱水袋要防止燙傷;對有健忘癥的,需要經常提醒……這些細節,都是培訓的重點。簽約大學生要通過社工服務組織把關和考核,社工服務組織還會給簽約協議的雙方建檔,留下相關證件復印件;老人須出具一份房屋物品清單,以保障他們的權益。這樣的“親情互換”,為雙方提供了良好的互補、互助渠道。

  人口老齡化,是當前與今后很長一個時期我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截至2015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22億,占總人口的16.15%。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達到2.48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7.17%;2025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億。還有數據顯示,我國有約1/3的老人處于獨居、空巢狀態。“十三五”時期是應對老齡化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窗口期,能否利用好這段時間應對銀發浪潮,關系到我國未來的發展。

  這其中,如何養老,是一個重要問題。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了很多政策,支持養老產業的發展;各地也想了很多辦法,以多種方式解決養老問題。但相對而言,我國養老資源仍然不足。一些地方公立福利院的床位,甚至要等8—10年。而且,因為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養老功能也正在弱化。在這樣的情況下,“親情互換”的模式,也可說是解決養老問題的一個積極探索,值得研究、完善和推廣。

  這樣的探索也讓我們看到,養老問題的解決,社會是很重要的存量資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進一步盤活。加強社會建設,一定意義上說,就是在人們之間搭建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相互支撐的平臺,通過這種平臺的建設,使社會獲得相對的、動態的平衡和穩定。而對于養老而言,社會建設的意義,正是找到更多如“親情互換”這樣的支撐點,形成更大的支撐力。

  應對老齡化問題,宏觀的、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固然重要,但微觀的、操作層面的、主動的應對措施和辦法,同樣重要。發展,需要發聲,更需要發力;落實,需要司令,更需要班長。應對老齡化,政府有責任,民間也可為;職能部門當仁不讓,各行各業也都可以有所作為。從現實出發,多想辦法、多找資源,把更多人調動起來、讓更多人行動起來。只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各級各界真正重視這個問題了,類似“親情互換”的養老探索一定會層出不窮。

  養老,是今天的問題,也是關系到每個人明天的問題。政府加強引導,構建多元參與、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多樣化養老服務模式,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和傳統文化倫理的養老模式,才能讓更多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近日,“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入選的寧夏青銅峽鴿子山遺址、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洞穴遺址等十個項目,代表著中國考古取得的階段性突破和進步。評審之前,主辦單位發起網上投票,讓公眾從50多項備選項目中選出最終入圍的25項,吸引了上百萬人參與。這是前所未有的。

  近些年來,隨著信息傳播手段的拓寬、公眾知識更新和訴求的升級,加上學界有意的推動,考古發現成了社會熱議的話題。曹操墓、海昏侯墓等考古發掘,都得到了公眾的實時關注,并引發了參觀展覽的熱潮。與之關聯的影視文學作品也大受歡迎,不僅包括《盜墓筆記》等虛構作品,還有《我在故宮修文物》這樣的紀錄片。

  然而,在公眾考古學所引發的雙向互動新氣象背后,仍有一些隱憂。一方面,公眾對陵墓盜寶等表現出強烈的關注與好奇,導致一些考古內容被過度詮釋,喪失了學術上的嚴謹性,難以促進公眾人文素養的提升。另一方面,一些嚴謹的考古新材料與新成果、科學的考古方式,又缺乏好的故事載體而難以為公眾所認知。

  之前網上有一個帖子很火,說如果穿越回大秦帝國,你連碗西紅柿打鹵面也吃不到。文中說的,很多是考古人或科學家很久之前就得出的常識性結論,但從未以如此喜聞樂見的方式為公眾所接受。事實上,考古研究的是祖先遺留下來的東西,有很多是傳承至今的習慣和理念,人們現在意識不到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可以通過考古研究把它揭示出來。

  比如,我們從小就知道“五谷豐登、六畜興旺”這句話,但也許并不知道這八個字代表著什么。其實,它代表了農業的起源是五千年前史前世界交流的結果。因為五谷中既包括中國培育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亞的小麥。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漸齊備。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下要喚醒的不只是對歷史遺產的關注,還需要更多奇思妙想和嚴謹的考古學發生碰撞,為我們洞開幾千年幾萬年難以想象的遠景。

  在一個信息互動程度空前頻繁的時代,考古發現不能滿足于被動呈現自己的美,還是應該以更貼近當代人審美和情趣的方式,找準和當代人的情感共鳴點。2016年獲得第四屆文化遺產保護與數字化國際論壇“最佳實踐獎”的虛擬考古體驗館,就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參與方式。或走進三維動畫窺探古墓麗影,或客串原始人鉆木取火,還可參與文物復原等游戲。而圍繞此次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的“上海青浦青龍鎮遺址”,也上線了相關APP,從中可以看到考古人員6年的考古調查,也可以參與游戲,搭上一艘大航船和新羅商人一起前往蓬萊國。這都是很好的嘗試。

  考古發掘和研究,要顧及專業以外的人,這已經是國際公認的理念。考古不僅僅是研究,還有保護、利用,而公眾在后兩個層面可以也正在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從杭州蕭山機場坐飛機回北京,登機牌上印有良渚古城的廣告,那枚代表五千年前良渚信仰世界的玉琮王就那樣定定地看著你,仿佛要引你去感受那穿越了千年萬年的美。相信隨著良渚遺址被寫進小學教輔材料,建起遺址公園并如果最終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人們會像談論長城那樣說起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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